[23]凯斯•R.孙斯坦《：法律推理与政治冲突》，金朝武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16页。
司法影响公共政策，一般的途径主要为：检察建议、司法建议、专题报告、调研报告等形式，还有司法活动特别是人民法院行政诉讼裁判对于行政公共政策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15]在这种思潮的影响和推动下，2011年5月1日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八)》，以污染环境罪取代1997年刑法规定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并将原来规定的其他危险废物修改为其他有害物质，从而扩大了污染物的范围。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中提出，研究修改刑法有关条款，将生产经营过程中极易导致重大生产安全事故的违法行为列入刑法调整范围。法院系统也参与到两法衔接机制之中。具体表现在：一是对景观、眺望等非传统的环境权的司法保护薄弱。[17]吴凯：《论环境法上权利的异质性及其类型化的方法论功能》，《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围绕着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不少地方由检察机关牵头，建立了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平台。
[19]汪波：《存量政治资源与中国特色的权力制衡》，《浙江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就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而言，全国人大常委会明确规定了检察机关的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权，对于安全生产领域没有明确列举规定。[39]我们需要注意被解释条款在整个法律系统中的特殊位置以及其他法律条款对该条款的约束或限定。
在此，体系化思考之体系，不是对立法者的要求，而是对司法者或执法者的要求。所提供的信息与所要进行的论证毫无关系。从这个角度来看，一名法学家和一名社会工作者的职业区分并不明显。二是法律或案件的复杂性使得事实和法律的意义都可能面临着难以确定的情况，执法、司法者不知道如何才是依法办事。
把大局意识、政治意识、道德伦理等运用到对权力与权利关系的平衡之中。[9]我们发现，在各种研究方法和具体案例中，法律不仅可以作为政治管理工具，也可以作为攻防盾牌、威慑利诱的工具、虚张声势的道具。
刑法学家根据犯罪构成形成了刑法学，并在此基础上锻造了刑法典。[22]与这三种功能相适应有三种法律解释方法：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和除弊解释。因而法学研究者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确定法律规则的边缘意义，如何解决法律的模糊性问题？特别是在诉讼过程中很多属于有争议的案件，直接适用规则的情况很少，对法律问题的争论多是在讨论规则的边缘意义。它的目标是基于规范在制定法文本中的位置及其与其他规范之间的关系来解释规范。
由于对形式逻辑的轻视，造成了依法办事只停留在思维的表面，而没有在依法办事的原则基础上，添加法律价值、法律目的和法律方法(法律思维规则)。面对复杂的案件作为一般性的法律规则会衍生出多种可能的意义。把文义解释方法当成了黄金解释规则。关于法律一般性的命题，解决了法律推理的可能性，但仍不足以解决法律运用的恰当性问题。
然而，执着于捍卫权力的文化传统与现代法治价值之间有太大的差距，主要表现为，普遍缺乏对现代法律价值的认同和法律方法的使用。[37]体系思维是对任意思维的限制，包括对各种权力的限制。
[17]体系解释来自于法律的相关性和事实的相似性，不然就很难寻求体系要素之间的一致性。在法律的一般性之下所衍生出各种法律规则，构成了法律规范体系。
[29]从总的思维趋势看，体系解释就是打破现行法律的封闭性，冲破教义学法学为法律的实施所设置的藩篱。就像有法学家说的，遵从先例不是一种决策体系的愚蠢附属物，当下的决策体系主要致力于做出正确的决定，实际上，它反映了这种决策体系的某些深层和持久的属性，它服务于稳定、一致性、既判力以及尊重过去的价值。体系思维在法学上的贡献已经有目共睹：例如(1)利用法律概念构成法律规范。[3]参见陈金钊：《依法标签下错误思维及其矫正》，《法律适用》2011年第7期。这反映出中国的法律缺少法律独立性理论的支持，因而也就没有法律独立发挥作用的体系性。任何法律秩序都以特定的价值秩序为基础。
但是在有些人的思维中，法律与道德始终是背离的，因而要求在司法的时候再次用道德改变法律。[13]D. Q.麦克伦尼：《简单的逻辑》，第65页。
法治建设需要把整体性思维改变为体系思维，运用多种法律方法以解决司法、执法的合法性、恰当性以及正当性要求。如果没有话语系统，有些权力关系是无法建立和巩固，同时也是无法实现的。
恰当的法律运用需要开放的法律体系，依法办事之法，不仅包括制定法，还包括制定法外的其他法律渊源。维护法治需要借鉴西方法治国家重视形式逻辑的方法，但也需要在此基础上发挥我们整体性、体系性思维的优势。
依法办事的原则来源于一般优于个别的哲学命题。因而体系性思维要求我们必须在社会关系中理解和运用法律，不能就法律言法律。没有法律解释就不可能有法律的实际运用，在司法及执法领域存在法律运用的创造性是一种正常现象，对这一创造性的合理限制需要依赖于法律方法的正确运用。[33]扬•斯密茨：《法学的观念与方法》，第62页。
[21]在法学研究过程中贯彻体系思维的做法由来已久。对案件的法律解决机制来说，没有四者之间的解释循环就不可能确定恰当的法律意义。
法律解释对法治的促成主要是在简单案件中，表现方式是根据法律的解释。[12]这种正确性不是单一规范、而是多个规范相互印证而得以实现的。
体系性思维是凝结各种法律方法的连接点，在体系解释方法中包含了论证思维、融贯思维、实质推理和修辞说服方法等。体系思维反对那种不顾法律目的，死扣字眼，不顾政治、道德等偏执于法律规定的死磕。
然而，仅仅考虑制定法就可能会出现机械执法或机械司法。人们发现在市场经济与法治社会的两大标尺之下，政治—法律制度已经成为制约法律体系进一步转型的瓶颈，使得两个法律子系统并没有建立起相互支持的融贯关系。但是，我们不应高估教义学法学的意义，法律规范是否适应社会，能否在融贯体系思维过程中变得恰当，对法律实施来说非常重要。依法办事的原则已经实施多年，虽然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也显现出很多问题。
[26]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第620页。[32]弗里德里克•肖尔：《像法律人那样思考——法律推理新论》，第47—48页。
[36]每一种命名都预示着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话语背后是权力行使的过程。在过度强调部门法的意识之下，有机的法律体系被割裂成不同的部分，从而失去了体系性和逻辑一致性，以至于多数的法律运用者，只知道简单的逻辑推理，不知道有体系解释的规则，不会运用体系解释方法。
被分割成不同部门法的法律与整个法律体系之间似乎没有了联系。在并非严格的意义上说，法律社会学的研究使法律失去了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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